第三卷 第六期 - 2008年三月七日
「潘尼洛普遺忘的功夫」:小川喜樂<<歐巴桑>>中的夢境、記憶、及圓滿的復得
Rufus Cook教授1*,吳政儀翻譯2

1 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
2 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碩士
*Email: ernestrufus@yahoo.com

本文發表於College Literature 34.3 (2007): 54-69. (A&HCI, 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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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破碎的世界是小川喜樂的小說 <<歐巴桑>>主角Naomi Nakane一開始發現自己所置身的世界。這支離破碎的事實就是Naomi所處的世界中最顯著的特徵之一。明顯地,從小她所生長、熟悉的社群-一個緊密的社群-早已隨著戰爭爆發、日本移民社群被迫疏散而支離破碎。雖然父母的婚姻維繫著她所處的大家庭—一個如同緊密的毛毯小心翼翼地編織而成的大家庭-這個大家庭早已縮減為正如小說所形容的僅僅是「幾束分散的線紗-一個漁夫可能曾有的漁網的剩餘的部份」(a few scattered skeins—the remains of what might once have been a fisherman’s net)(Kogawa 24-25)。她的家庭所受到的外在衝擊也延伸到心理的層面,也就是她所處的社會中價值觀兩極化的衝擊,例如攻訐罵與沉默、感恩與抵抗、銘記的必要與遺忘。此時的Noami應該對於她與家庭曾經擁有的美好的移民生活而心存感激?還是加入Emily阿姨發起的抗議行動-抗議他們已承受的傷害和不正義呢(Kogawa 50-51)?她的疑惑顯示出她所處的社會中道德和政治氛圍的兩極化。在這兩極化的氣氛中,她發現她無法做任何決定,卻夾在兩種完全對立的概念中。

假如折磨Naomi的那些外在及內在支離破碎的事實能夠用一種特定的社會或政治情況來解釋,而在這情況下她可以定位自己,這些支離破碎的事實可以用比較廣的心理學角度來解釋,也就是說這是她「進入語言的象徵秩序」(entry into the symbolic order of language)後的結果(Magnusson 62),亦她承擔時間支配的現象社會主體的結果。從這角度來看,她快樂的童年世界-也就是她在小說中第九、十章所回憶的世界-可視為是一個她尚未與她母親「分離」(rift)的一個世界(Kogawa 77)。在這世界中,「她的情感仍然在想像語言中自由地流動(flow freely in imaginary language imaginary language)。」只有當她屈服於父親所代表的「陽性權威」(phallic authority)、視她自己在象徵秩序中為一個獨立的個體時(Brivic 28),她才切斷慾望世界裡「較純粹的語言」(purer language)和她母親所代表的一種「直接的、超越與文字的依靠」(direct wordless possession of her mother)(Magnusson 60, 61)。在Naomi的例子中,切斷她與這「沒有媒介的溝通」(unmediated communication)的主要原因就是她的充滿罪惡感的秘密—這個秘密根她被Old Man Gower猥褻有關。

Naomi並不渴望Emily阿姨不斷灌輸她的社會正義。她真正渴望的、受驅使的是那已失去的精神及心理的結合。言語溝通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混淆和扭曲使她沮喪(Cheung 133-139)。她渴望那段當感覺不須要藉文字而能直接表達出來的時光-那時光也就是傅柯所聯想的「起源」(origin)的概念(142-143)。就像Isamu叔叔去世時,Naomi也渴望「挖一條往後的通道」(tunnel backwards),這條通道跟著地底下的溪流亦跟著與Obasan息息相連的「驚奇的隧道」 (astonishing tunnels)(Kogawa 18-19)指引她到達那無差別的、前意識的經驗層次—這層次就是小說充滿詩意的序言中所描述的「感覺海」(sensate sea)或 「羊膜海」(amniotic deep)。由於那分開她與母親的「絕對性象徵語言」(determinate symbolic language)尚未加重在這個經驗層次,因此她還能夠重新捕捉那份從小熟悉的圓滿感、能夠重新獲得班傑明所指出的「原始的、最初的快樂」(the original, the first happiness)(204)。因此,問題在於她如何能回到這經驗層次、如何設法超越「名稱與形式的現象界」(the phenomenal realm of names and forms)(Campbell 89)。當叔叔臨終、知覺理智理逐漸消失時,短暫的逃離空間—一個Naomi為叔叔想像的逃離空間—產生了。這逃離空間就是我在這篇文章中主要論述的:如果Noami自身要獲得解脫, ㄧ個近乎「徹底崩毀至空無」(annihilating fall into nothingness)的境界是必要的(Miller 193)。要達到這個境界,她主要要透過自我、透過她與那不真實的、時間支配的現象主體的聯繫去切斷那圓滿性(Campbell 88-89)。在這必要的自我戰勝的過程中,並不是Emily阿姨所提供的歷史包袱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而是她的夢境及「無意的」(involuntary)、「不自主的記憶」(spontaneous recollection)(Benjamin 202)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

雖然Naomi得以脫離時間及支離破碎的時間主體起於她的夢境—夢境中她明白到有某種東西超越迷霧及陰影的「帷幔」(curtain)正「延伸向她」(reaching out to [her])、正「極力出聲」(straining to speak),但是,就是因為她屈服於這記憶的洪流—這洪流不自主地從她的潛意識湧出—她終於成功「超越、脫離了自我(going beyond or getting outside [her]self)(Brivic 24)。由於那些記憶對她的主體是ㄧ種威脅—那些記憶以一種「消散、黑暗、模糊、靜止、死亡」(of dispersion, of darkness, of indistinction, sleep, and death)(Miller 184)的景象面對著她的主體—所以當面對那記憶的洪流時,Naomi首先的反應是對抗、制止它。這些反應就正如班傑明所指的「潘尼洛普遺忘的功夫」(Penelope work of forgetting)(Kogawa 202)。在小說第十五章開始之前,她已經幾乎完全屈服於過去的記憶。記憶不斷地傾入她的腦海,帶著一種取代現在的堅持,這「當前的過去征服了現在」(overwhelming it with the immediate presence of the past)(Miller 184)。以Seldon Brivic所採用的拉岡式的觀點來看,這記憶的洪流意指的是Naomi正開始超越加諸在自身的限制—這限制來自於時間所支配的主體—亦指陽性「固定」(fixation)的時空及理性主體退讓於「陰性流動」(feminine flow)的念頭及意象(Brivic 27, 25)。像Stephen Dedalus在<<一位年輕藝術家的畫像>>中每個章節的最後,Naomi 此時身在「一個超越界限的地帶、一個充滿語言轉換的地帶」(an area outside boundaries, an area swarming with the shifting of language)(Brivic 43)。

再者,從班傑明的觀點來看,這「不自主的記憶」(involuntary recollection)似乎包含某種「超越界線」(area outside boundaries)、從時空及理性主體中抽離出來的意涵。這也是為何他不將記憶與這不自主的記憶視為同等(202),卻將遺忘與之視為同等。這是因為這不自主的記憶是在沒有任何可以歸納為一個經驗的特定時間、地點或概念主體的限制下而運作的。 不自主的記憶當然也需要經驗,只是此記憶中的「相似」(resemblances)或「巧合」(“correspondences)基本上是來自於理性之前。班傑明將那相似跟巧合視為是一種「模糊」(opaque)(Kogawa 204)的狀況,因為他們並沒有可理解的概念基礎、也沒有一個「存在於他們之前的整體的原則(a principle of unity that precedes them)(Miller 8-9)作為基礎。

因為這不自主的記憶運作於時空及理性主體的框架外、運作在前意識相似的基礎上,所以能夠縮短時間或邏輯的差異、能夠集聚經驗。用理性角度來看,這個經驗屬於完全脫離存在範疇的經驗。這就是班傑明分辨記憶事件和經驗事件不同的根據:記憶經驗在其涵義跟聯想上是「無盡的」(“infinite”),且交織在潛意識的層次上。在這層次上任何事物都是在層次之前或之後發生(with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before it and after it)(Benjamin 202)。小說中,最能說明這不自主的經驗的例子是Naomi無法分辨兩個地點—ㄧ個是第十五章開頭她坐在裡面的那個「雜亂的隔樓」(cluttered attic);另一個是她童年記憶中的火車還是接待室。這不自主記憶破壞了時空的差異,讓「兩種時空上相異的事件」(two temporally disparate sensations)重疊在一起(Lloyd 144)。

然而,「潘尼洛普遺忘的功夫」(Penelope work of forgetting)所威脅的那些差異之中,其中一項就是主體或自我的差異。如果Naomi想重回母親和其他已逝的親人所帶給她的圓滿感,她必須接受那受時間支配的現象的主體的毀滅。

然而, 正如Joseph Campbell對於「門檻監護者」(threshold guardians)(Kogawa 77-89)的討論中所提醒的,一個人的現象主體是被強大的心理力量所保衛的。這力量在Naomi的夢境中可表現出來—夢境中所出現的士兵跟大法官可以代表這力量(Kogawa 34-35, 73-74, 273-274)。以拉岡觀點來看,這力量符合父親的所代表的「陽物權威」(phallic authority)。夢境中,代表這權威的大法官介入她與母親的再次結合的機會(Kogawa 35, 273)。然而,在Naomi明白法官對母親的質問是「一種審判和拒絕聽取」(a judgment and a refusal to hear)(Kogawa 273)時,她也開始了解到自己也強量質疑母親。「我懷疑她的愛嗎?她這樣問自己: 我是控告者嗎?」(Kogawa 74)。就是Naomi本身洞察到自身的動機所以她終於能夠釋放自己,能夠使自己達成「超越、脫離自我」(going beyond and getting outside [her]self)的境界。在第三十五章的結尾,當她停止了她的質疑(inquisition),她也同時停止了這質疑背面隱藏的對自身過度地關懷—她切斷了愛、同情,跟精神結合的可能性。直到生命的這一刻,Naomi已經對「語言」(language)感到困惑,包括 Obasan和Isamu叔叔的語言—這兩者的語言「深藏在地底下」(remains deeply underground)(Kogawa 39)、「像風雨中的動物般躲起來」(hides like an animal in a storm)(Kogawa 4)。然而,在留下受時間支配的現象自我時,她也正開始超越那絕對性的象徵語言。當Nakayama老師告誡Naomi和哥哥Stephen要在Kato外婆給母親的信中傾聽媽媽的聲音時(Kogawa 279),她突然遵從了老師的告誡:她開始從她的經驗中注意所有「不存在的聲音」(absent voices)和「超越文字的話語」(wordless words)(Kogawa 289)。尤其,她發現他自己能夠「注意到母親的話語」(“attend [her mother’s] speech)(Kogawa 289),也能看到她的臉龐(Kogawa 290)、「知道她的存在, 即使她根本不在場。」(know [her] presence though [she is] not here)(Kogawa 292)。小說接近尾聲時,Naomi已經渡過一段孤立的歲月。 她感到她已再度回到她所愛的人身邊(Kogawa 295)、已再次捕捉到那從小熟悉的圓滿感。甚至在小說結尾的那幕,當她回到那現象形式所支配的絕對世界時(Kogawa 296),她仍然意識到在任何領域的表面背後有都某種東西能夠連繫和凝聚經驗。是否這個東西是拉岡觀點下的「可見事物背後的他者」(the Other behind what can be seen)(Brivic 126)或是班雅明觀點下的記憶或「前歷史」(prehistory)的「靈氛」(aura)(Benjamin 183-88),這就是Naomi藉由屈服於自發的記憶而獲得的境界—也就是結合的顯靈。

參考書目
  • Benjamin, Walter.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Ed. Hannah Arendt.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Schocken, 1968.

  • Brivic, Roland. The Veil of Signs: Joyce, Lacan, and Perception. Urbana: U of Illinois P, 1991.

  • Campbell, Joseph.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Cleveland: World Publishing, 1956.

  • Cheung, King-Kok. Articulate Silences. Ithaca: Cornell UP, 1993.

  • Foucault, Michel.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Ed. Donald F. Bouchard. Trans.  Donald F. Bouchard and Sherry Simon. Ithaca: Cornell UP, 1977.

  • Kogawa, Joy. Obasan. 1981. New York: Doubleday, 1994.

  • Lloyd, Genevieve. Being in Time. London: Routledge, 1993.

  • Magnusson, Lynne. “Language and Longing in Joy Kogawa’s Obasan.” Canadian Literature. 116 (1988): 5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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